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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两个月的歹戏终于落幕”！蔡英文“改组内阁”被批“换挡箭牌”******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陈立非】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7日宣布，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棒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组成新“内阁”。岛内舆论嘲讽说，“拖了两个月的歹戏终于落幕了！”

　　27日，台当局已确定由陈建仁、“副行政院长”郑文灿以及秘书长李孟谚组成所谓的“行政院铁三角”。陈建仁是流行病学家，2015年11月请辞“中研院副院长”，宣布与蔡英文搭档参选。2021年底在蔡英文邀请下申请加入民进党。

　　根据规划，苏贞昌30日将举行临时会率“内阁”总辞，隔天举行新旧“内阁”交接。至于其他人事调整，《联合报》27日称，竞选新北市长失败的林佳龙将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安局长”陈明通请辞，由台“外交部次长”蔡明彦接任。另外，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将接任“海洋委员会主委”。台湾《中国时报》27日称，“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以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等均规划留任，但必须等蔡英文最后拍板。

　　针对新“内阁”，“中广”董事长赵少康讽刺说，“蔡英文推出的是一个难看的不伦内阁”。陈建仁顶着学术光环大力鼓吹高端疫苗，让高端股价一飞冲天，大搞内线交易是“商业不伦”；郑文灿抄袭论文涉学术不伦，还偷抄大陆的论文，是“政治不伦”。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说，民进党每次“组阁”都是辅导“失业者”就职计划。她认为陈建仁根本没有“组阁”的能力和权力，最后仍是派系分赃和“小英意志”。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直言，疫苗争议是民进党去年选举大败的原因，但现在蔡当局重新“组阁”却把当初护航高端疫苗的人放到高位上，说明完全没有检讨、反省。此外，“抄袭”也是民进党去年选举失败很重要的原因，而陈建仁与郑文灿都曾涉嫌抄袭，显然民进党根本不把抄袭当作2022年败选的原因之一。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认为，蔡遭遇2022年羞辱性地方选举挫败，辞去党主席两个月后，现在已经要高唱“重出江湖”，为此派出真正可信任的心腹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哪怕这两个人的罩门已经洞开”。前“外交官”介文汲称，未来一年多，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会让蔡英文“痛不欲生”，所以她现在要让赖“痛不欲生”，这次就是把自己的心腹完全派出来。国民党前“立委”江启臣说，未来将看到更多蔡干预“内阁”人事的身影。

　　岛内舆论对新“内阁”也不抱期待。《联合报》27日称，蔡英文在最后一年多的任期找过去的副手“组阁”，向党内各派系传递“我仍是大当家”的信号，新“行政院长”只剩“人形立牌”的功能。该报的社论认为，蔡英文很清楚“九合一”选举已证明了“抗中保台”牌失效，要避免政权被轮替，必须要换人当她的挡箭牌，除了随时待命配合其政治需要进退的陈建仁外，她已无牌可打。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